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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北京通州区和河北省交界处空航拍地面雾霾。
2016年以来，“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”概念频见报端，在2017年1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被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多次提及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条以前沙尘暴进京的西北风传输通道，如今被“黑转粉”，有时候也会成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所期盼的“等风来”通道。
七朝古都安阳、成语之都邯郸、直隶总督署保定、首都北京……沿着太行山脉北上，是华北平原上的历史之旅。
但在秋冬季，车窗外令人心悸的往往不是萧瑟的田野和无际的白雪，而是拨不开的霾和看不清的日头。
倒数19、倒数18、倒数第5、倒数28，这是古都们在全国385个城市中的PM2.5年均浓度排名，手机软件“在意空气”于2017年1月8日发布了这个年度榜单。
历史之旅的上方，也常是大气污染物的空中之旅。一块煤炭被燃烧后，污染气体从20层楼般高的烟囱中喷出，随风逐流，反应生成PM2.5，一路向北。
这些重污染的聚集地被称为“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”上的城市。2016年以来，“通道”概念频见报端，在2017年1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被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多次提及。
污染传输通道是稳定的风带，由地形、气象条件等决定。在北京周边公认有3条：
——太行山前的邯郸、邢台、石家庄、保定等西南风带控制区。
——华北平原区的山东中北部、天津南部、廊坊南部等东南风控制区。
——燕山山前秦皇岛、唐山、天津北部、廊坊北部等东风带控制区。
2016年底，环保部10支督查组在18个城市跨年督查，正是沿着污染通道，逆风南下。这些传输通道里的城市，正是治霾的精准打击点。
位于太行山、燕山山坳的半盆地之中的北京像一个簸箕，三面环山，大气环境深受山系、地形、风带的影响。
在刚退休的中国环科院原副院长柴发合记忆中，污染通道的研究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。
那时的中国还是自行车王国，环境污染是个遥远的名词，环保部门还没有独立建制，隶属于建设部门。
才二十多岁的柴发合跟着后来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任阵海，国家五年计划里的“六五”时期在沈阳和太原、“七五”时期在珠三角，研究大气污染的过程。
任阵海在1960年代就从事军事试验场边界层污染实验，是我国大气环境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柴发合记得，“六五”“七五”时期的研究中，任阵海就提出了大气环境容量和传输通道等概念。
彼时大气污染关注重点是酸雨。据任阵海的论文记载，1989年，“八五”科技攻关项目“我国酸性物质的大气输送研究”使用飞机对华北地区低空大气环境进行了监测，证实了华北地区污染排放对北京的影响。
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，柴发合还继续参与了酸雨、二氧化硫两控区的划分，酸雨沉降机制、输送态势及调控原理的973项目。“我们在全国的区域研究硫酸盐、硝酸盐的生成机制，发现不同区域、不同城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”柴发合说。
污染传输中，另一个受关注的话题当属沙尘暴。2000年初，结合卫星和天气流场，任阵海所在的环保总局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心分析了当时发生的38例沙尘过程，将中国境内的沙源分为北路、西路和西北路。
其中的西北路沿着蒙古国南下，途经内蒙古、张家口，直至北京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条西北风传输通道如今被“黑转粉”，有时候也会成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所期盼的“等风来”通道。
2005年左右，对PM10的重污染过程有不少细致的分析，传输通道也被一再提起，尤其考虑到为2008年北京奥运提供参考，区域传输受到了更多的重视。
2011年之后，PM2.5进入公众视野。中科院安光所的学者开着车，搭载着监测仪器，沿着德州-济南-石家庄-保定-北京这条“经典”的西南污染通道，开展走航观测，进一步验证了输送通道的存在。
传输通道大量出现于公众视野的，还是在2016年6月，《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（2016-2017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强化措施》）发布之后。
《强化措施》在业内被称为“京60计划”，这个简称彰显了措施出台的背景：2013年颁布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要求北京2017年的PM2.5年均浓度力争达到60微克/立方米（单位同下）左右。
虽然逐年下降，但2016年北京PM2.5的年均浓度还高达73，相对应的，京津冀地区的PM2.5浓度为71。
2016年底2017年初的跨年霾中，近50个城市启动了橙色或红色预警。红色、橙色聚集最多的，正是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——国土面积7.2%的区域聚集了大量高污染、高能耗产业，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。
冲60的目标不能单靠北京。《强化措施》将区域治理的加码对准了污染通道。
虽然西南和东南污染通道分别毗邻京广和京沪线铁路，但走天路的通道并非铁路般固定和分明，柴发合觉得“更像是一个扇形”。
将污染通道从科研变为政策，一直是个难点，这也是多年来相关研究论文不断但公众鲜知的原因。为达到“京60”的要求，《强化措施》终于把天上的通道拉到了地上的城市，简称“2+18”：
“2”为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，“18”来自冀鲁豫——河北8个，山东5个，河南5个。
“2+18”横空出世，不少长期关注大气环境管理政策的人士都不知晓政策背景。
这可能与2015年从清华校长升任环保部长的陈吉宁密切相关。“污染通道早些年也有应用，用在复合型大气污染的治理上，是在陈部长手里做起来。”柴发合回忆道。
由于经济发展太快，不同于伦敦和洛杉矶，我国的大气污染集结了煤烟、机动车等多种污染，被称为复合型污染。柴发合记得在2015年底重污染时期的会商中，陈吉宁就对这个传输通道概念非常重视。
据南方周末记者搜索，通道城市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6年2月18日，国新办举办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，陈吉宁提出要重点整治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高架污染源：“高架源就是通过烟囱高空排放的污染物，几个小时可能就从南部进到北京。”
最近一次出现也是这位环保部长的媒体见面会。2017年1月6日，陈吉宁向媒体展示了“京津冀及传输通道城市高架源企业监控数据超标情况”，截至当日，监控的高架源企业有1239家，超标率从2016年1月的31%下降到2016年12月的3.79%，2016年底“橙色预警”后，未发现日数据超标的企业。
“超标情况”来自一个标注着“环境监察”徽章的系统，是环保部的内部网站，目前并未对外公开。不过据一位监察人员透露，在各省级在线监测平台以及一些手机软件上，只要按照行业筛选，也能看到一些高架源企业的数据。
从北京通州区和河北省交界处空航拍地面雾霾，蓝色与灰色成明显界限。
根据北京市此前发布的大气污染源解析，全年PM2.5的来源中，区域传输贡献28%至36%。
从京津冀到京津冀鲁豫，通道城市的管理是京津冀联防联控的加强精细版。
在北京环保工作人员印象中，“通道”这个概念比较新，但意思很早知道，就是要区域联防联控，特别是控制北京南部城市的污染排放。
“2+18”之前，“2+4”在2015年就被提出，指的是京津冀“核心区”6市：北京+廊坊和保定、天津+唐山和沧州。
其中，“北京+廊坊和保定”的“1+2”又被委以“重中之重”。廊坊环保局大气科科长刘炜每个月去北京开会，汇报情况。“按我自己的理解，北京、廊坊和保定已经捆绑在一起，是一个集体了。”
不唯北京，“天津、保定和廊坊”在《强化措施》中也列出了具体的浓度数值：2017年要分别达到60、77和65左右。
雾霾频发的秋冬季节，传输通道城市成为环保督查的重点。2016年国庆前夕，它们的秸秆焚烧火点就受到环境卫星遥感监测的重点关注。2016年11月3日-6日的污染过程中，环保部派出的督查组被山东本地媒体报道为“传输通道上的首次联动治霾”。
虽然京津冀联动治霾已经不止一次被提及，但各地有差异。2015年12月就出现过北京石家庄污染一轻一重，预警级别一红一橙的状况。
2016年2月初，“2+4”要求率先试行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。“2+18”也向“2+4”看齐——以控制PM2.5日均浓度不超过300为原则，制定各级别预警的减排力度。
“有一些框架性的要求是环保部定好的，比如预警等级分为四级。”山东聊城环保局污防科科长刘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，“整个响应程序环保部有统一要求，但这些要求制定起来非常细，细节就由各地自己把握。”
通道城市也受到本地领导的更多关注。2017年初，山东省副省长张务锋与省环保厅厅长王安德等赴德州、聊城两市现场督导，张务锋还特意指出德州市和聊城市都是传输通道城市，要严格落实应急减排措施。
在平时，20城也承受了更多的减排任务和更早的“死线”。
“山东省12个非通道城市要求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35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但是对我们5个传输通道城市，要求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。”济南市环保局污防科一位工作人员说。
《强化措施》还要求通道城市每年11月至次年1月施行生产调控，水泥、铸造、砖瓦窑行业除保民生生产线外，全部停产。
沧州市的一家铸造公司在2016年10月22日就下发了紧急通知，称传输城市将“一刀切”停产，公司决定，“加紧开火次数……客户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，以免耽误工期。”而在12月底的跨年霾中，又表示，“受雾霾天气影响，开火时间另行通知，希望客户多多理解”。
虽然奔着科学、精细化管理而去，通道城市的治霾历程中还是遇到了老问题。
比如执行层面上，环保和其他部门的要求存在冲突。“我们督查时只能拿着环保部门的文件给企业提要求，但企业同时有经济主管部门。”刘强说，“比如说时间进度上，我们对老旧设备的淘汰要求在2016年底完成，但经济主管部门的要求是在2017年底。”
污染一样严重，资金的缺口则有地区差异。山东省环保厅公布的“2016年国家补助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指标分配表”显示，全省合计3.32亿元。而2015年，北京对于廊坊、保定各资助了2.3亿元，2014年以来，北京市三年自身的投入大气污染防治的资金则是360亿元。
“现在许多任务要提前完成，咱们不说加班加点，环保战线的同志们也经得起考验。”刘强说，“但是，资金投入、项目投入很难一下子提前跟上。”
受访的城市中共同的大难题都是产业机构调整，如何转移高污染、高耗能、高排放的企业。
柴发合认为，通道城市的管理范围应该扩大，“一些自己污染不是很重，但是传输较重的城市，我个人建议也应该纳入”。
进一步的，他建议参照美国经验，根据气象、地理、排放的密切联系，形成Air basin的概念，建立跨区域的管理区，设立超省区的强力的空气质量管理部门。
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刘新罡正在参与开展《我国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和空气质量管理分区研究》，项目要根据大地形、气象、PM2.5、O3的区域分布等统一特征，划分空气质量的管理分区。“形象地说，污染可以从‘肇事区’通过传输通道输送至‘受害区’，传输通道也是我们研究、决策的基础。”
联防联控的老问题依然待解时，通道城市还肩负着《强化措施》和本地要求的双重任务。
2017年是国家“大气十条”的收官之年，1月7日，周六，河南省召开会议并发布了《2017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》，要求郑州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排名退出后十位，安阳、焦作在338个城市排名退出后十位。
这让一位通道城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倍感压力，“鸡年的大年初三，从省到市环保可能都要上班了”。
图中为3条主要的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。北京北部有一条西北风传输通道，有时候成“等风来”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