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雾霾恐怖”引发情绪激化
北京一有霾，河北就挨批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不仅环保部多次批河北治霾不力，北京人也为被河北的污染连累而心生怨气。这样的归因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以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河北在地理位置上环绕北京，两个月前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河北省是京津冀污染排放的最大传输来源。而“APEC蓝”、“阅兵蓝”的相继出现似乎更佐证了“只要下决心关停河北的污染企业，北京的蓝天重现就不是梦”。在不少人看来，关停污染企业，意味着有一大批工人要失业，河北的经济也会遭损。现在北京人指责起河北来理直气壮，河北人也为此较劲——“北京把污染产业转移到河北，现在又不顾河北人死活的反咬一口”。
两个区域撕裂的论战，事实上是“雾霾恐怖”造成的各方、各阶层的情绪激化。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的家庭，他们想为自己为孩子争取相对更体面的生活，先前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到最后发现连一口洁净的空气都呼吸不到。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却要承担那些开工厂、烧散煤、排废气的带来的恶果。无视边界飘散来的雾霾，不论北京人做出的任何实质性的努力，看起来都无济于事，威胁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。而消除威胁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污染源统统消灭。
然而，河北也是外来雾霾的受害者，雾霾入侵没有空间边界，人人都难独善其身
关于“APEC蓝”的流传说法是，当时河北千家污染企业停产来保障，效果是显著的。然而事实远不是如此，据澎湃新闻的报道，APEC蓝出现的背后涉及7个省份共17个城市的“空气保障”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、停限产污染企业上万家，停工工地两万多个。可能没有人想到，连山东的6个城市也在保障的名单之列。从这点来看，区域联防的大背景下，只关停河北的污染企业可能对“北京蓝”是有用的，但是效果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美好。
其实，河北也是外来雾霾的受害者。社科院气候报告里提到一组数据，2012-2013年，北京市PM2.5的来源中，28%-36%是由区域（京津冀地区）污染传输进京的，河北省石家庄市PM2.5的23%～30%来自区域污染传输，PM10来源中10%-15%由区域外污染传输。能源专家陶光远曾撰文鸣不平，他认为北京和河北谁污染谁更多还不一定，简单的观察是——“河北省是环绕北京的，因此有多少河北的空气进入北京，就有多少北京的空气进入河北。在张家口和承德的空气飘入北京之时，同等量的北京空气也要飞入河北省的廊坊和保定地区。”
具体到京津冀地区的每个人，污染企业的工人、农村烧煤取暖的老农、城市白领等等，不分省市地区，他们全都是雾霾的受害者，只不过有人因深恶痛绝而发声，有人因无知而沉默。相比北京，污染更严重的河北还有太多没有受到关注的声音和角落，比如不久前专题写到过河北“雾霾源头”癌症村无助的老人们。在雾霾侵扰下，治雾霾应该成为一种共识，而且是政府部门必须抱有的观念，而不是被某部分人的利益左右。
治霾要算经济账，短期要平衡利益，但长期看“要蓝天还是要吃饭”不是零和博弈
治雾霾有成本，在短期看，治霾确实需要利益的平衡。据经济学人报道，实际上河北省从2013年年初开始，已经关闭了约1.8万家污染工厂，就业和经济损失是显而易见的，工人要重新找出路，而2014年河北的GDP则也从13年的8.2%跌至6.5%。弥补河北的损失，一方面联防治霾下天津和北京可以为河北提供减排补贴；另一方面也可以敞开门为这些工人提供从事服务业的就业机会，一举两得。
事实上，治霾本就是一个长期的工作，如果眼光放长远看，治霾并不是零和博弈。比如，即便是全部污染企业停产这种直接也是最极端的方式，按照大致的测算，河北停产的损失和北京因雾霾产生的效率损失，差距并不大，只不过问题在于转移支付怎么给。再比如，2013年国家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发布后，环保部研究员王金南表示，这份计划“将净拉动我国GDP增长19422亿元，并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46万个。”
已经有的治霾样本也表明“蓝天和经济”可以实现共赢。以前专题介绍过日本北九州的经验。曾经的北九州也深受“雾霾”影响，在上世纪70年代后北九州开始着手治理环境，采取调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、提高污染物处理技术、进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，效果显著。而统计数据显示，北九州的GDP从1970年的8700亿日元提升到了1990年的3.67万亿日元，增长了四倍以上。
国内也有兰州的例子。经济参考报报道了兰州雾霾治理的样本，曾经的空气重污染城市空气质量逐年改善，并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获得了“今日变革进步奖”。变革启动自上世纪末，“蓝天工程”的内容大体也是减少煤炭用量（煤改电、煤改气），提高脱硫脱硝的技术等，而2015年兰州GDP比2009年翻了一番多。
当然河北要治霾，无外乎还是调整能源结构、提高减排污染物的技术，及时淘汰过剩落后产能等手段，但要避免使用无效政策。
治霾应该减少无效政策的使用
无效的治霾措施，是指根本上没有致力于消除雾霾产生直接因素的措施。
一种以临时措施为代表，这种手段很难对雾霾凑效，一次一次只不过是“猫鼠游戏”的重复和对民众的瞎折腾。比如去年11月，河北石家庄曾紧急启动了“利剑斩污”行动，旨在年底冲刺“完成全年PM2.5浓度下降10%的考核任务”、“确保到年底前不出现AQI（空气质量指数）日均数值500以上的‘爆表’天气。”实施的手段也堪称史上最严，“所有挥发性有机物生产工序全部停产”“未采用清洁燃料的燃煤设施一律停止使用”“主城区实行单双号限”等等，几千家企业因此停限产。然而，行动遭遇尴尬，在监管部门的“严防死守”下企业乖乖停产了，但石家庄还是天天雾霾，空气污染指数几度爆表。
一种以执行不畅通的政策为代表，这些政策看起来很好，但执行效果总难以如愿。比如河北省为了治理“散煤”污染，自2013年开始推广清洁煤，但是却成绩惨淡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多头管理，造成制度性障碍。环保部门负责推广清洁煤，农业部门负责推广炉具，新型炉具推广不及时或不到位，甚至有些城市农业部门推广的环保炉根本不适合清洁煤的使用。